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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刚刚庆祝过建国70周年与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。单单这40年，中国经济翻天覆地的跃进，实值人均收入增加超过20倍，成绩诚然不可抹杀。不过，在人们的幸福或快乐（以后我们要讨论这两者的异同）上，是否也有大量的提高呢？
俗话说，金钱并非万能，但没有钱万万不能。这说明，一定的经济水平是重要的，但温饱小康之后，更高的经济水平是否能够增加快乐呢？
对于这个问题，有一个很有名的Easterlin悖论。 Richard Easterlin是第一位发表关于快乐的文章的经济学者。早在1974年,他就有一篇讨论快乐的文章。相比之下，我自己到1978年才发表了关于快乐的文章。
这个1974年出现的Easterlin悖论是指，在同一个时段内，比较社会上不同收入或财富的人的快乐或生活满意度，比较有钱的人明显比比较穷的人更加快乐；然而，随着经济增长，几十年后，人均收入大量增加，但人们的快乐并没有显著增加。横向比较，金钱好像能够明显增加快乐，但长期比较，却不能够。这就是Easterlin悖论。【详见Easterlin 1974， 2017.】
大量的研究显示，财富与快乐的相关性不大，而且主要是在小康前。以国家论，富有的北欧，快乐最高。其次是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英语国家。但富有的日本与法国，快乐很低。近三十年来，日本经济停滞，但快乐水平却显著增加。新加坡的人均收入，是印度的几十倍，而快乐水平差不多一样; 近十年反而下降（Olivera, 2019）。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发展，但快乐水平不高。这是值得深思与研究的。快乐研究学者Inglehart （2010，第351页）认为，“经济发展有利于主观幸福的提高，然而只是许多因素之一，而社会容忍更加重要”。
中国的情形，更是收入快速增加而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下降（Easterlin等2012，Easterlin 2013, Li & Raine 2013， Cheng等2018）。不过，近年的数据显示，约在2005年后，中国人的快乐回升【Asadullah等2018，与世界快乐报告2017， 2018.】。这和俄罗斯与东欧一些转型的国家的情形类似，转型初期快乐下降，后来回升。
有些研究显示，穷困的农民比城市居民快乐（Knight & Gunatilaka 2010a）。留在农村的人虽然收入比较低，但却比到城市的人快乐。也有研究显示，美国人民这30年来平均快乐水平下跌，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关系减弱与人们对制度（institutions）的信心减少（Bartolini等2013）。还有，收入与生活满意度的正相关比较强，而与人们真正体验到的快乐的相关比较弱（Diener等2013）。由于人们记忆等失误与偏差，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整体评价（global evaluation）比较不可靠。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讨论快乐与生活满意度的异同。
根据联合国的国际数据的比较，人均收入与快乐有正相关，但在年收入达到一万至一万五千美元之后，这个正相关就不存在。人均收入与用生命预期等为指标的健康水平也有正相关，但这个很显著的正相关，在人均年收入约5千美元之上就不再存在（Borghesi & Vercelli 2012，第220页）。这表示，去除在人均年收入在5千美元之下的贫穷是很重要的。财富只能解释快乐差异的百分之二。有长期资料的美国、日本和法国都显示，几十年来，人均收入增加很多倍，但快乐水平只在大约同一水平上波动。百万富翁比他人快乐不了多少。是否值得牺牲家人亲友，冒坐牢与生命危险去掠夺公家与他人之财产呢？何况即使是合法的飞来横财，像中彩票大奖，反而可能减少快乐（Sherman et al. 2019）。
衣食足而知礼义。温饱之后，重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否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，是很自然的。怎样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增进人们的长期快乐？这是当今各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快乐研究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结论是，在小康水平之后，经济水平的继续提高并不能显著增加快乐 (见如Kahneman等2006， Ahuvia 2008，Asadullah等2018，Cheng等2018， Luo等2018)。对个人而言，比较有钱的人的平均快乐水平，比收入中等的人和比较穷的人略高一些。当然，有许多比金钱更重要的因素。然而，对全社会而言，人均收入水平的数倍增加，并不能显著地增加快乐。为什么呢？
一个重要因素是，温饱之后，在很大的程度上，影响一个人的快乐水平的是相对收入或消费。有钱的人比较快乐，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比其他人高。但是，当全社会的收入水平随经济增长而增加时，不但你自己的收入增加，其他人的收入也提高了；平均而言，相对收入没有变化，因此，快乐水平未必有显著的增加。由于相对收入效应的存在，一个人（尤其是富人）的收入或消费的增加会降低其他人的快乐水平，产生了负的外部性。由于这个作用，应该对人们尤其是富人的收入适当征税。传统经济学分析强调税收的反激励效应（或打击人们的生产积极性），认为税收有扭曲作用或会造成超过税收数额以上的超额负担。其实，一般的收入税或消费税，即使不考虑平等因素，单单从效率上（包括相对收入与环保方面的外部成本）而言，实际上是可以起到纠正人们过度赚取高收入的作用的。我们以后在关于公共政策与快乐的课题，还会继续讨论。
相对因素的重要性，往往被低估。人际相对地位的相互攀比，包括相对职位、财富、收入、消费，以及具体物品的拥有与消费，例如房子、汽车、衣服与珠宝等。研究显示，相对收入对快乐的影响，不但对有钱人来说是很重要的，甚至对相对贫穷的中国与印度乡村农民，也比绝对收入更加重要（Luttmer 2005， Knight等2009，Knight & Gunatilaka 2010b, Linssen等2011, Guillen-Royo 2011, Fontaine & Yamada 2012，Reyes-Garc??a等2016）。有些数据甚至显示，“所有作用都是相对收入作用”（Layard等2010的结论）。孔子说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至少是在温饱之后，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不过，也有学者的结论是：相对收入的作用，只对收入比较高的人才重要【见Ravallion & Lokshin 2010。中国的情形，见Asadullah等2018， Luo等2018.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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